对于这个老搭档，孙玉民是一直挂念着，如果不是碍着他和谷姐新婚，孙玉民肯定已经是多番催促他前来了。
这大半年的时间，孙玉民一直没有和那边联系，他太忙了，忙得几乎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基地，忘了还有一个好兄弟、好搭档，现在得知他要来，自然是高兴的不得了。
从一收到电报开始，他就期盼着刘文智的到来，电文上虽然没有说谷姐来，但孙玉民却敢肯定她也会一同前来，他们若是一起来了，那周善军和王艳茹也肯定会一起来，这行人是又有小又有大肚子，（孙玉民邪恶地、想当然地以为谷红英已经大肚子了，毕竟两人在一起那么久了，如果肚子还没大，这不是相当于说刘文智不行吗。）肯定会不太方便，而且还很不安全，所以第一时间，孙玉民就让警卫士兵把刚楞子叫了过来，刺刀分队此时不上场，更待何时？
孙玉民不知道，他的这一临时决定，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不仅使戴笠的阴谋付诸流水，而且更加地加深了他对国府的失望。
孙玉民对于国府的失望并不只是因为花园口决堤这一单方面的因素遭成，他是湖南人，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1月的长沙文夕大火时，就已经让他对这个腐蚀的国民政府失望了。
当年的民国三大惨案之一的长沙文夕大火，不管是前世的李伟还是后世的孙玉民，都是无法原谅种释怀的。
那还是在花园口决堤之后，1938年10月13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军统局副局长戴笠联名电呈蒋介石，汇报江西九江失陷前未能贯彻焦土作战，被日军获取大量物资的情形；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政府严令实施焦土政策。然而，国民党内部意见不统一，武汉警备司令郭悔擅自先行撤退，最终机场为日所用。戴笠的这份支持焦土政策的电报，最终使蒋介石排除他议，痛下决心烧毁长沙古城。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938年11月8日，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两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
抗战中最先提起“焦土抗战”战略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他曾发表《焦土抗战论》，正式提出这一完全抗日的主张，随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当时政府为免军事物资遭日军获取，而规定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即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实施焦土政策，以为积极防御。
1938年11月11日上午9时，老蒋的密令到达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旋即，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的电话，内容是“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召来警备司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两人于11日下午4时就拿出了一份“焚城计划”。
该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另外，还对焚城的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
据计划起草人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回忆，经过徐权修改后的计划（共13条），明确要求，“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资敌用”。“派省会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两点以前”，“进入准备位置”。
计划还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如引火材料的发放和控制，起火的命令、信号、秩序、纪律等作了具体规定。放火的地点选定天心阁，这是长沙城中地理位置最高的地方。张治中批示：“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张治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挥部”。决定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指挥、市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和许权任副总指挥。
1938年11月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许权得到士兵的报告后，电询前线的关麟征处，得知前方无事，且南门不是举火的地点，所以判断是失慎。
许权打电话找警察局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答复是：警察都撤离了，消防队员也撤离了。另外，因早前为了实行焦土政策，所有消防车都把水换成了汽油。意外产生的火灾，没能快速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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